编者按：2月22日，数字经济投融资联盟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高管教育中心“在线大讲堂“，做了关于“2020年经济发展新形势”的主题演讲。朱民理事长结合当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宏观影响，以及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大背景，介绍了实现我国经济2020年增长目标的政策和抓手。该演讲受到业界和媒体高度关注，社会反响积极热烈。经朱民理事长提议，此次演讲也作为数字经济投融资联盟成员，2020年第一季度线上交流分享活动。以下文稿根据本次主题演讲录音整理。

    若要探讨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新形势，首要的问题应是理解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利用强有力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强劲的反弹？这对2020年未来的经济走势最为重要；其次，当我们分析预测2020年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放在一个宏大的全局视野和整体趋势中。宏大的全局，就是中国从今年开始将走向高收入国家阶段。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金，我们即将从1万美金走向1万5千美金门槛，进入高收入阶段。作为“高收入元年”，怎样把疫情过后的经济恢复工作做好显得特别重要。最后，在这个宏大背景下与现在的政策结合起来，就要谈到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特别在抗疫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科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也为下一轮中国经济走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重要大局，也是重大任务。本篇报告就围绕以上几点展开探讨。

    一、深刻理解疫情的经济影响以十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首先要深刻理解本次疫情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要完成今年的经济社会任务，而且要推动中国超高收入增长，需要经济在疫情过后出现强劲反弹，反弹也是必然的，但既然是强劲反弹，必然需要十倍的努力来推动，这样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基础打牢。

    就“疫情对消费影响的总需求”估测表来看，2019年，中国总体消费额23.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零售部分，电商是8万亿元，非数字化部分7万亿元，所以目前出入较大。但服务消费体现数字是7万6千亿元，主要在线下，线上总额只有6100亿。因此我们对比19年2月份和3月份，春节和春节后一个月的消费占比，大概15%左右，数字化部分占14.5%，电影票房占23.7%。如演出、赛事等，由于消费增长时间比较集中，占19.6%。

    通过大数据的调研及分析，预估2020年疫情期间会呈现出下降幅度。目前线上零售消费部分下降幅度不大，显示17%左右，但非数字化消费，如餐饮业等下降是急骤的，占60%左右。

    日用百货类消费因口罩需求上升，在此假设持平。但电影票房预估下降92%，专业演出全部取消，下降占比90%，旅游休假更会下跌97%。当然也有上升部分，服务消费中游戏行业上升50%，短视频上升60%，在线教育上升300%。

    从整体消费结构来看待疫情影响。社会零售数字还会持续减少2000多亿，餐饮会下降4000多亿，旅游休假会下降9000多亿。和上升的线上教育、短视频、游戏相抵的话，估计在今年1月至2月，疫情对消费的总影响是1.38万亿人民币。1.38万亿人民币的具体概念可以等同于去年总消费的5.5%。如果把消费需求换算成经济增长，第一季度消将必定迎来负增长，对GDP产生的连带影响将有3~4个百分点。

    从总需求看，对2019年和2020年GDP进行分解比较。2019年GDP总增长是6.1%。其中最终消费占3.5%，最终资本形成1.9%，进出口贡献0.7%。

    采用模型计算方式，预估进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将会下降到0.1%左右。出口将面临严峻挑战。以此背景，最终消费将下降3.0%—3.4%。

    资本形成的前提是上升趋势，不只是投资上升，而且需要投资效率上升，具体投资占比为需要2.4%—2.5%。以2019年增长0.5%—0.6%为参照，今年预计完成全年GDP增长5.5到6%的区间。

    从总需求化解角度看，2020年的任务将非常艰巨，拉动总需求，总消费、总投资、总出口这三件大事都不容忽视。

    从总供给看，新冠疫情影响区域将大幅超过“非典”。

    从影响总人口看，非典影响占总人口18%，而“新冠”则达到了63%；从GDP比重看，非典时期影响为26%，而“新冠”占到74%；零售消费额的比例，非典时期只占25%，“新冠”影响71%。所以给整体供给面带来了大规模影响。

    同时，此次停工停产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典时期所未出现的。

    春节加上春节因疫情而延长的假期，从10天到15天不等，如果以2月12日和2月20日、30日复工来假设，停工阶段都将达到20天到30天左右。

    疫情期间，通过对近万家企业的调研发现，复工难的原因从供给来说，物流、人流、交通流受阻占整体影响的60.7%，此为总供给问题。因疫情，政府希望延期复工的影响占17.6%，也有36.9%的企业担心复工以后又产生新的疫情扩散；员工无法按时返岗，占31.2%。

    所以在总供给的方面，目前整体产业链，包括物流、交通的损失很大，恢复也面临艰巨任务。

    从宏观环境与非典时期比较，也有很大变化。

    图中蓝线表示世界经济增长，增长从2002年的2.9%为起始，2003年为4.7%，到2004年为5.4%，全球整体步入经济上升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也很强劲，从9%到10.1%，再到10.4%，持续上行。

    从当前来看，整体经济的宏观影响截然不同，从全球经济增长看。2018年已经下跌至3.5%，2019年更跌至2.9%，今年预计3.0%—3.3%左右。

    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水平将会更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从2018年开始，从6.6%下降到6.1%，2020年预计增速在5.5%—6.0%之间。

    图中还可以看到，与2003年相比，外部贸易环境差别也很大，图中蓝色是世界贸易走势，全世界贸易从2002年增长3.8%到2003增长5.9%，2004年增长11%，步入了贸易的强势上升阶段。

    我国加入WTO后贸易增长显著，所以我国贸易增长从2002年的22%上涨至2003年的36%，速度很快。反观当下，世界贸易增长从3.6%降至1.1%，2020年预计会略有上升，升至2%左右。

    中国贸易额也从9.6%降至3.4%，今年预计会进一步下调。

    如果把“新冠”疫情和非典所处的宏观背景加以对比，整体经济周期和外部环境也迥然不同。2003年处于全球性上升周期，中国也同在上升周期中。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政府启动经济复苏政策后，非常迅速的迎来了经济反弹。然而，在今天的环境下，这将会变得相对困难，因为整体宏观环境和周期不同了。

    从具体数据角度分析，2003年中国呈季度性增长，第二季度表现短暂下跌，后续持续上升，势头迅猛。投资方面持续上升，其中2003年上升23.72%，2004年上升24.33%，投资反弹强劲。

    工业增长速度也同步有所体现，以季度为周期，只有一个季度的下调，后续保持直线上升。以年度为周期，季度工业增长速度，从2002年的8.94%上升至2003年的15.88%，2004年上涨至18.81%，工业增长恢复弹性明显。

    从2003年贸易数据分析，从一季度下跌后开始反弹，后续维持上升，所以全年贸易增长速度从2002年22.4%上升至2003年34.6%，再升至2004年35.4%。贸易反弹也很强势。

 再从年度房地产销售数据分析，开始呈下跌趋势，但很快迎来反弹。从2002年的24.1%上升至2003年的31.9%，延续到2004年的30%。投资、贸易、房地产多轮驱动，2003年整体反弹整体达成。

 但消费增长方面，2003年下跌后，后续跌幅很大，后续逐渐回升。全年总体民生消费增长低于2002年。

 究其原因，下跌消费可以逐渐消弭，但很难补涨恢复。

 例如民众餐饮消费，疫情两个月周期餐饮消费损失巨大，但疫情恢复后，餐饮不可能立刻恢复疫情以前的增长状态。消费虽有增长，但很难立即将两个月的消费损失恢复如初。因此2003年消费增长反而低于2002年，但2004年继续保持强劲增长12.4%，因为2003年打下了良好基础。

 综合以上多个数据，疫情后的2003年得以强劲反弹。消费恢复是比较困难方面，依靠投资、地产、贸易拉动，使得2003年经济继续增长。

    结构显示，反弹和恢复不能轻易得以实现，特别在消费领域，需要巨大的推动。

    但反弹也必将出现，但其中包括经验教训。我国和世界相比有较大差别。数据显示，我国贸易从2018年的9.6%下降至2019年的3.8%，房地产销售增速也从12.2%下降至6.5%左右。整个趋势都处在下降周期，而并非上升。

    图表显示，2018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投资与工业趋稳，投资在2018年增长23.7%，2019年达到24%。其中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减税降费、鼓励投资、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均由相应政策。2018年工业增速因此也同步趋稳，整体从10%上升至11.5%。有了这个数据基点后，经济得以继续反弹。

    与此同时，应看到在此次疫情中，科技全领域得以施展，如网络、大数据云、人工智能、5G新网络起到积极作用。

    本次疫情发生与非典不同，当前，我国已经是网络大国，社会数字化已有一定基础。所处条件与非典、SARS疫情均有不同。数字化技术支撑了对疫情的信息传递与防控。

    同时，基于强大网络和多种科技手段加持，互联网和数据智能技术对科研检测、信息服务、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甚至捐赠等对本次疫情防控的效率都有极大的帮助和提升。同时，在疫情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营，如生活服务、在线医疗和办公学习等，也因数字经济孕育出的新生态，线上教育增长了300%。

    此次疫情中可以看到众多提高疫情防控效率的案例。例如，高德地图上线发热门诊查询功能，1月31日已覆盖了全国297座城市；国家卫健委和腾讯上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肺炎医疗的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地图”；百度上线门诊地图和疫情管控实时信息；阿里在复工期间与杭州政府合作，通过“健康打卡”和“健康码”，追溯每一区域的人口流动和安全系数，使得能够做到精、健康与有效复工同时进行，这些都是高科技发挥的强大作用。

    当然，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娱乐，特别是线上办公，支持2亿人的现场办公，其实都得到了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这是很大、很新的变化。

    从观察到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分析，疫情恢复后，我国社会将会走上相当规模的新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这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和影响，以及对长期的影响将非常重要。

    回到当前，讨论复工需要政府具体支持什么的问题？

    基于上万企业调研结果，可以判断，物流的快速恢复是最重要的；第二是贷款和金融服务第，占37.2%。还需给予企业灵活性政策，不要强制推迟或者提前复工时间，让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复工；减免税费，特别是对所得税、收入税等的减免；结合更加灵活的用工政策，平衡用工企业与工人流向间的资源错配，如阿里出现了借用员工的事件，成为了用工的创新；人口流动政策同样重要，减免社保也应同步出台相应政策。

    在推动反弹的过程中，还需要一系列总需求和总供给政策出台。供给侧的改革与总供给的政策结合，并且影视结构化的细化政策，这将变得尤其重要。

    目前很多政策已经出台，例如，人民银行从2月1日起对流动性、贷款、利率水平、专项贷款的安排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从人民银行自2月1日起出台政策进行汇总，可以得出，已有3万亿流向市场。同时降低了市场利率水平，减轻了企业负担，保证了企业资金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建设，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复工复产的信贷保障，从金融领域看，措施全面，所以支持经济反弹，我们已经走在了前面。

    与此同时，银保监会对于内部资金转移、不良贷款、保险、贷款利率以及因疫情产生的贷款逾期问题，都根据疫情做了一系列调整来支持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财政部也从定向财政补贴、减税降费、提前下达地方债的额度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自2月6日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保障；1月27日，对疫情的政府资金提供了667.4亿元的疫情保障资金；对重点的企业给予贴息、补息等多方面的支持；另外，通过专项再贷款，加大金融机构的信贷利润支持等，都体现出了有效政策支持。

    发改委从物资供应、对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对电力的保障、对政府审批程序的减少和加快、对疫情期间的企业债券融资需求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推动企业员工错峰有序返城、返岗，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运行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还有其他各中央部委都出台了相应的应对政策。

    例如交通主管部门针对整个运输产业的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中小企业信息创业领域的支持；商务部针对商贸企业复工的指导，比如存入调出的流程政策和外包项目的管理安排；海关总署对恢复外贸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从这些针对疫情期间企业生产的相关文件梳理，可以看出态度非常积极，力度也很大。

    从企业层面来看，依然是尽快恢复物流、资金到位、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要尽快执行。给企业灵活性和自主性，令企业能迅速复工。还需给予企业足够物质保证，物流、人流和产业链流。

    如果把目前抗击疫情工作做一个小结。

    第一，从总需求、总供给和整体宏观经济周期环境三个环节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远超非典疫情。将对消费产生1万3千亿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亦有相当影响，因此，就疫情对经济的发展冲击要有深刻理解。

    第二，疫情作为一次外部冲击，疫情后期将存在反弹。

    所以外部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取决于两点：一是冲击的力度，是否损害了经济核心部分；二是时间长度，如果周期拉长，冲击力度大，将会影响整体经济产业链的运行。

    如果这次疫情没有触及经济运行的产业链，那么恢复将会比较容易。这也是目前需要抓紧复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我们已经停工停产已近20天。

    第三，科技创新既是抗疫的有力工具，也会成为经济反弹的新增长点。

    这次科技在抗疫中的作用已经得出了很多案例，在新经济线上新生态、新业态的发展，如教育、娱乐、影视、办公以及线上生鲜等领域皆有体现。餐饮呈现下降，但在线上有所反弹，线上生鲜以及超市零售业务一直发展快速，疫情后，市场更会反思，如果在疫情时期可以线上完成业务，完全可以将这些业务发展成为常态。这一常态将使得中国数字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会成为经济反弹的重要增长点和有力抓手。

    第四，需要争分夺秒，疫情和复工两手抓，结构性政策结合中央地方政策，政府和市场同步，10倍努力推动经济反弹。

    从近期对社会和经济的观察来看，这个结论非常重要。争分夺秒是要有紧迫感，外部冲击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只要及时制止并开启经济反弹，就完全可以实现本年度经济目标。

    截止2月中旬，疫情基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除湖北武汉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均严抓抗疫工作和疫情管控，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此时间节点，疫情和复工两手抓非常重要。

    复工主要面对结构性问题，所以对应的结构性政策亦很重要。需要中央和地方打通，就中央政策分析，以上5张图表列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已经出了大量的有力的措施。后期地方将制定配套政策，且应因地制宜，发挥自主性创造性。

    同时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给企业自主性、给企业积极性、给企业空间、给企业利益，让企业和市场同时发力，所以我们要10倍的努力来推动经济反弹。

    疫情的影响是严重，反弹是必然的。现在当务之急应是把反弹扩大成为“强劲反弹”，这样我们才能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同时为中国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打下好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结合调研与分析，实现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政策抓手总结如下几点。

    第一，迅速启动复工，时间就是效率。

    第二，实际落实复工，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目前复工效果不单体现在复工率问题，还有复工水平问题，复工要回到疫情前水平，距离满负载运行还有差距。因此需要复工率与复工生产效果相结合。那么实际落实复工，还是要有物流、人流、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政策支持，这将需要结构性政策支持。

    第三，从重点产业开始，恢复产业链。与2003年对比，以产业角度分析，最大不同就是现在以产业链为产业系统。所以复工需要全面，地方性复工很难恢复产业链。鉴于这次疫情的影响面，已达全国范围的60%—70%，产业链的恢复非常困难。所以从重点产业开始，抓产业链恢复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2020年，贸易将是“艰难年”，所以全力推动贸易恢复和出口特别重要。2月和3月，通常是贸易订单高峰期，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尚在低谷期，推动贸易恢复出口显得特别重要。

    第五，全力拉动和鼓励疫后消费。此前曾提到2003年底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整个投资、住房销售、贸易增长都很强劲，但消费并不强劲。可见拉动消费绝非易事。目前消费占GDP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60%以上。与往年相比，重要的应是政策的出台，全面拉动和鼓励疫后消费。我们亟需创造一个“消费高潮”。

    用高指标的产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将是今年整体政策制定中特别重要的方面。

    第六，政府加大和提前采购，拉动总需求，作为复工后第一笔需求。在经济停工20天后，重新启动的第一笔需求在哪里？政府可以加大采购力度，提前采购，作为支持企业复工的第一笔需求。

    第七，以抗疫中科技创新的经验为基础，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政府推进数字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和大规模的企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消费数字化发展。

    以疫情为触发点，未来几年中，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规模上、速度上定会有大发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落地，重点突破，对2020经济和社会增长目标的实现将信心倍增。

    二、2020，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疫情是当今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方面，但更需要把现在的疫情和抗疫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之中——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从根本和长远来看，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需要我们把当前的困难放到大背景之中去看待。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从人均GDP178美元，迅速达到了1万美金。大家可以看到上升的趋势就是从2003年开始。

    图表表明，2003年开始上升的斜率是非常深的，由于中国加入WTO，非典某种程度激发了国民的积极性。在40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增长50倍，这是世界的奇迹，是历史上不可想象的，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从2006、2007年开始逐渐从14%开始逐渐下降，去年降至6.1%。增长速度的放缓引起了大家的担忧，中国经济的负增长究竟能否止住，未来增长趋势会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要把中国经济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看待。

    大背景就是中国正在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点。结合世界其他国家样本分析，从3000美金到1万美金，样本国家和地区通常都需要花费18年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呈分化趋势。比如说韩国，人均GDP就逐渐在向上，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是也有一组国家或地区，如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就走不到向上的曲线，长时间停滞在1万美金。

    图中体现到达1万美金后，这些国家在三四十年间，人均GDP没有大变化。这是一个人类经济史上特别需要令人深刻反思的现象。

    在此节点，中国要走向高收入阶段就变得特别重要。应该承认，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绝非易事，特别是人均GDP的度量。

    根据全世界新兴经济追赶势头看，把新兴国家作为一组，用美国的GDP做标准，用新兴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为结论。这样的结论就是一个标杆式的结果，要不断的提高。因为我们自身在增长的时候其他国家也在增长。所以年度GDP增长不重要，如果各国都在增长，那么落在后面是正常的。

    这也是为什么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没有把增长看得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增速一直没有突破，但成功超过了标杆。

    上图显示的纵坐标为经济增长，横坐标为人均GDP与美国GDP相对比的比重。

    假设以美国做标杆，图标体现出在60年代，整体新经济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左右。在60年代至70年代提升至22%左右，速度也一直稳定在3到4左右。

    70年代至8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在整个赶超中，新经济国家呈现先倒退后增长的速度变化，这样的情况在整个90年代开始盘整，整体比重没有赶超，增长速度不断波动。进入新世纪后，才开始又一次赶超，从22%左右增长至28%左右。但是整个增长速度还是在逐渐下滑，因为规模上升了。

    赶超之路是非常艰难的，走向高收入阶段也绝非易事。从看历史数据看，也印证了这个判断。

    上图表现了是一个典型的拉美追赶之路。60年代，拉美的增长速度是4%左右，那么国家平均整体已占到美国GDP的27%左右。1962年至1966年有所下跌。70年代、80年代拉美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况，整体增长速度下降。80年代危机以后，不但没有赶超，还开始落后。从90年代开始，几乎没有赶超。从新世纪开始，又进一步的进行赶超，可以看到，他再次回到了21%左右的低点。

    今天拉美国家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和60年代的比重是一样的，甚至低于60年代的比重，这就是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案例。

    50年代后，拉美国家人均GDP的美国占比下降了。也就是说在这50年中，美国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

    相对而言，拉美国家落后了。并不是说，拉美国家这50年没有发展。实际上，这50年中，拉美国家人均GDP也翻了一番，经济增长也有4%-5%。但是因为世界在变动，所以追赶的过程中处于落后。

    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悲剧，整整50年没有赶超。这个案例给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到达1万美金以后，向1万美金以上努力，也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确实是一个很严峻挑战。那么突破点在哪里？

    从世界各个地方数据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全世界的经济结构都相同——农业整体水平都在下降，农业增加值、GDP比重均在下降，并且显著。工业都体现先升后降的状态，制造业附加增加值、产值也同样先上升后下降。

    整体不断上升的只有服务业，同时，服务业增加值也在不断攀升。

    如果把经济进一步结构化，可以发现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在不断减少，工业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成熟以后开始下降，服务业是一直不断的延续上升。所以发展服务业就尤为重要。

    中国同样沿着世界经济的结构在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在中国的农业占到了40%左右，工业占了30%多一点，服务业只有20%多一点。而后，50年左右的期间里，中国的农业逐渐下降到10%左右，中国的工业从30%涨到56%，又下降到30%多左右。而中国的服务业不断发展，今天占了整个GDP约50%的比重。所以中国也在走一条“农业不断下降，工业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不断上升”这样一个典型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转移和调整的过程。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发现很有趣。当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达到52%的时候，工业的比重下降到40%左右的时候，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工业进入WTO这个比重上，超过服务业，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130%，也就是说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的30%，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如果中国服务业在不断扩张，沿着世界这一转型的结果走，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从45%左右涨到了54%左右，涨了10个百分点。

    未来中国的服务业还会继续上升，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的话，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的GDP的服务业，也会丢掉0.3个百分点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去就变成必然。这就是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结构转移是必然，如何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关键。

    如果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细分，可以化为市场化和非市场化，市场服务业，如金融、酒店等；非市场服务业，如教育、医疗等。

    分析发现，服务业市场化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程度较高，非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偏低。所以需要全面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非市场化劳动生产率。

    当我国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以我国和发达国家走过的轨迹对比，市场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基本趋势是一致的。所以服务业只有竞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关键。

    我国金融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并且商业化程度还很高，原因在于电子化，给我们未来信息化充分的机遇。与此同时，信息的产业服务业尚在起步，商务服务业也比较落后，市场几乎空白。教育和医疗行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反观美国教育劳动生产率同样处于低位，具体反映是学生学习质量偏低，但投入很高。

    从教育和医疗行业劳动生产率思考，我国尚需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2020年，在疫情发生的特殊时间节点，去观察中国从1万美金迈向1万5千美金的高收入阶段起点。如需得到强力反弹，必须令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化，再向服务业深入。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变是最大瓶颈。

    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变成了当下能否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

    三、改革开放+数字智能化，迎接新经济未来

    第三点讨论在宏大的叙事中，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

    改革开放和数字化、智能化，两条腿走路，双轮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第一条腿：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一是服务业内外开放。持续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二是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三是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产生新的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四是医疗卫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支持社会办医院，发展健康产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五是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六是金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综上所述，这是一系列的大规模开放。

    总体来说，我们在过去两年里，成功推进了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有序开放；推动了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开放了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扩大了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物流等领域开放，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清理各类歧视性规定，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医疗、教育、幼儿、托幼、养老、体育等领域发展政策。所以开放力度非常大。加强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

    第二条腿：数字化智能化。

    国务院制定了三个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第一步，2017年到2020年同步世界先进水平。从多方面分析和调查看，已经达到目标；第二步，2020年到2025年，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曾受深圳市政府委托，为深圳市制定“关于深圳市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在深圳调研相当数量企业后，我与深圳市领导进行了沟通交流，发现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也正确地定位为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上图的智能金字塔模型图中显示，底层是计算和记忆力，目前基本全面数字化。另外，人的基本功能，如感知、视觉和听觉，现已基本全面数字化。语音识别、头像识别、人脸识别等基本功能，计算机已经完成。

    目前问题是计划和决策，计算机已经做得很好，具有决策功能。问题在于计算机认知，有没有立即理解、洞察和推理能力，还尚无定论。因为人工智能最大是关联，而非因果。所以对于因果和关联，目前存在争论，智能的认知性是未来突破口。自然语音处理，是未来重大认知突破口。

    再从长远看，创造力更无法确定。正如爱因斯坦公式，E等于MC的平方，人工智能能否达到这样的思维层次？能不能有创造力？我们都无从知晓。人工智能能不能有智慧？如同禅宗中的顿悟，我们也无法知晓。但就图中紫色区域显示，目前已有的人工智能，已经足以在现代社会和经济运营中产生巨大效果。我们不要对人工智能产生恐惧和抽象的概念。

    我在深圳调研时，把看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初步划分10个模块。这10个模块基本上已经实现模块化、产业化。

    具体体现在：第一类，数据模块。包括机器视觉、语音和声音感知、自然语言处理，发展迅速；第二类，处理模块。包括搜索、信息处理和知识提取，预测性分析，规划和探索代理；第三类，操作模块。包括语音生成、图像生成、操作和控制、导航和移动。

    这10个模块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不能说无可挑剔，但完全在现实的企业和个人应用层面达到成熟，应用场景丰富。我国在这方面优势尤为明显。

    以上图表中，把1998年到2017年的全球AI专利申请进行分析。显示美国依然领先，约有4万9千例AI方面专利，与我国比较，领先优势并不明显。中国已经达到4万2千例，与美国差距不大。所以，中国的专利研究和专利水平已经达到世界水平。

    依据近期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前20榜单排名显示，美国入围8家，包括微软、谷歌等。中国入围7家，包括百度、大疆、商汤、旷视、科大讯飞、字节跳动等，而日本在排行榜中只有一家，英国和瑞士各有一家。中国与美国差距仅有1家，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而此榜单中还没有把阿里和腾讯列进去。这两家企业在产品上并不算人工智能企业，但阿里和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实力不俗。美国却有Google、脸书入围，同理，如果我国列入阿里和腾讯，实力已经呈并驾齐驱之势。以此为出发点，中国企业在世界人工智能顶级企业范围尚需扩大发言权，人工智能普及是未来的重要方面。

    我在深圳进行人工智能调研期间，从经济学，因为经济学的规模化角度进行了思考，从宏观效应到宏观层面，发现5G是最具意义的出发点。5G可以改变人工智能的规模概念。

    从5G的特殊点来看，一是带宽，二是连接。如以一平方公里传输速度从10万兆升至100万兆，数据输送能力可以达到一毫秒的低延时。将使得无人机、智能医疗、工业互联网、车联网都得以顺利实现。所以从基础设施角度看，5G+人工智能可以使世界完全改变。

    在5G人工智能场景下，我们第一次观测到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融合与打通。在物理空间里，先有机器人、智能化。需要注意的是，机器人尚未达成自动化，仅停留在智能化和数字化。在这个过程里通过人工智能感应，感知到海量数据，数据再通过物联网进入大数据，在虚拟数据世界经过云数据储存，在以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优化。优化后重新回到物理世界，优化和改善机器的智能行为，甚至产品的创新，提升现实中的物理操作效率和效果。

    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能够自由的融通耦合。而且在此过程中可无需人工干预，一切都在云上的大数据中实现，由人工智能进行优化，这是质的飞跃。中国人工智能规模化和产业化也将因此而基础坚实。

    目前，5G规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图中，棕色是4G基站铺设的示意，可以看到一个基站建设完成大概要花5年时间。中国现在是370万个4G的基站，占全球4G基站的51%左右，中国是全球的一个最主要的4G国家。

    计划从今年开始大规模的推广5G。图中灰色表示5G基站，发展同样需要5年周期。在疫情期间科技的发力令我们看到，2020年完全可以把5G作为基础设施的发力方面——大规模进行5G基础设施投资。把5年周期提前到3年周期，既有宏观经济投资的推动作用，也有基础设施推动科技发展的作用。

    在5G的未来时代，社会、产业、企业将得以全面数字化，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变成了下一步最主要的产业性、宏观性基础设施。

    工信部从2015年开始发布物联网推进政策，2019年开始密集提出一系列战略规划，云、互联网管理等相关规定。2020年明确目标，预计完成IPv6的全面改造。在今年年底，中国IPv6数字技术将超过美国水平。

    可以着力搭建10个跨产业平台并培育30万个工业APP，基础设施全面提升，企业数字化改造基础随即形成。

    2020年5G、物联网的跨越式发展是国家推动科技发展、拉动经济反弹和经济恢复的重中之重。2020年在经济恢复后进行科技领域的规模建设，将是我国发展的重要节点。其中包括工业互联网、专业设备、产业链、设备上云，关键因素是企业推动、探索成熟商业模式。

    在5G+AI的促进下，三大传统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音识别和语音识别处理，以及包括5G的网络效应、物联网都将发挥重大作用。从互联网传媒、安防、消费电子、金融、零售、教育、物流、制造、医疗、汽车等可以预见将发生一系列改变。

    其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等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比例很低。

    韩国在每1万名工人中拥有525个机器人，中国只有25个。所以机器人的发展潜力和预期巨大，是未来自动化新型产业。如果分析新的机器人市场增长，从工业机器人，到物流机器人，到医疗机器人到更多外延领域。

    在此，以制造业企业美的为例，空调流水线目前已实现全部数字化、自动化管理。把中国已有的医疗企业以图表形式体现，可以看到医疗大部分仍处于远程监测健康管理阶段，尤其在疫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医疗影像识别、医疗方案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医疗市场化改革，医疗运营化销售也会大幅跟进，医疗将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应用场景。我在东软调研期间发现，东软开发的标准化临床辅助诊断工具，全面提升了基层医疗能力。市场极其宽广，意义在于把医疗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前沿化。以此避免个别医生的个体化诊断，从而大大提升医疗水平。

    这是经济发展中“ToB”的一个侧面。更是“ToC”的全面话。智能教育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近期300%的涨幅。

    新一代的教育行业服务机器人将在未来的应用场景中得到极其丰富的应用。

    回到本文第一阶段的话题——“抗疫”将会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数字化高潮。

    一是以数字化提升治理效能，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部分，新一代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利器。数字政府在疫情防治和应急管理视角下将更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地方社会治理和数字化实践将得到进一步推广。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各地各级政府在反应迅速、行动力度、方式方法上各有差异。后续随着疫情防控的发展，各地应对疫情的治理模式以及对数字化的理解和应用模式差异，必将影响到后续整个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三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本次疫情也是对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测评，让城市宏观决策和街道、社区微观精细化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的“刚需”。城市大脑沉淀的诸多产品将有更多机会；四是数字社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本轮疫情应对中，通过线上信息登记、每日健康追踪打卡、社区疫情线索即时举报等，支付宝小程序、钉钉物业管理端等开展了初步尝试，后续数字社区建设有望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得到进一步加速。

    同时，不得不承认，疫情引发了新一轮的数字化商业。2003年的SARS让众多消费者了解和接受了网购，本次疫情让更多社会成员接受和习惯在线学习、在线办公、在线问诊和远程会诊等。一是从物资应急供应到数字化物流供应；二是生活服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本地生活服务填补了城市生活服务“真空”。解决“吃饭难”“购物难”的问题，提高效率和体验；三是在线医疗、在线问诊和O2O送药，能够快速满足公众需求，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四是在线办公学习，互联网远程办公技术解决全国在家办公和学习的协同需求。支持2亿人在家办公。即时通讯、文档协作、任务管理、设计管理成为远程办公4大类“刚需”软件；五是在线教育“在线课堂”功能免费开放给全国大中小学使用，并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学校，储存空间容量不设限制；六是在线销售，全面覆盖固定资产以及大额耐用消费品；七是企业在线数字化和居民在线数字化消费的高潮正在到来。所以在此我们把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与相关领域联系在一起分析。

    同时我们也要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实际表现特征是需求端好、体量大、产品丰富，弱点是供给端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但基础层薄弱。但我们有领先优势，比如计算机视觉、图像、自然语言处理，都在加速研发追赶。

    所以，以领先来带动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来推动科研发展。这是人工智能创造的完全崭新的科学发展新路径。中国在此过程中将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很重要的方面。

    目前我们根据本文探讨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疫情的经济影响；第二是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主要的挑战——结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是我们的政策要两条腿同步。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充分发挥在抗疫情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来推动2020年经济强劲反弹；

    第三，政府需要结构性的政策出台，积极的配套措施支持，充分发挥市场和企业活力，争分夺秒，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

    第四，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我们也能打赢经济之战；

    第五，把疫情放在一个大的宏观叙事中，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的起点走向高收入阶段。对此，我们有充足的信心。

    （以上内容以演讲录音为依据，未经演讲人审核）